胆固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2条第2款规定，本意见所称违法建设行为，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

可以说，1982 年宪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基石，是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故须加强宪法解释理论研究和制度探索，大力完善和有效运行释宪机制。

最典型的冤死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毕业生张志新烈士，她讲了几句真话、实话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割喉、凌辱处死。但调查发现，在浙江，民营企业家近80%是农民出身，70% 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人称草根浙商，如何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总体素质，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政策考虑。2. 1982年宪法对国家机构作出了许多制度创新规定。2000名交警加上2000名协管员，共4000人管交通，管200多万辆汽车，加上生病、休假、脱产学习进修等因素，实际可到执法现场的人数更少。同时要避免随意、轻易和频繁地修改宪法，以保持宪法必要的稳定性﹙因文革的影响而于1975年和1978年进行的两次修宪就是非常特殊和重大的教训﹚。

四是确保在联邦制中不能由联邦或联邦成员中的任何单方意志就可改变宪法。经济民主经过30年左右，到上个世纪90 年代，出现了行政民主的追求、潮流和实践。⑦历史上，古希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古希腊由成百上千个各自独立的城邦、部落所组成，近代之前人们称雅典文明、斯巴达文明而不称希腊文明，本文使用希腊、希腊文明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相关资料可参见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nenism》，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伴随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最初我们认为是武器不如人，接着认为是制度不如人，最后的总结是文化不如人，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中国学界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套理论，不客气地说，中国学者在这种理论建构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共谋的作用。个人的财产同样是不受保障的，是由国家支配的，如果城市需要用钱，就会命令妇女摘下她们身上的珠宝，债权人放弃其债务，橄榄树的种植者无偿地交出已经榨好的橄榄油。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其也具备了法治的基本精神。①中国学者出版的几乎所有冠有西方的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法学史、宪法史等无一例外的都从古希腊开头写起，因为在学者们看来，完全揭开西方宪政法律发达的历史序幕，仍然应当从古代希腊起笔。

首先，雅典民主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区别是很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近现代法治就是在对雅典民主政治反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1)参见前注(20)，[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书，第249页。

而在古希腊人那里，则在于使公民的自由不受压迫。直到12世纪，也即是与西方世界隔绝600多年后，它才经西班牙、法国南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以及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密切交往，流入西欧，此时托莱多大主教雷蒙德创建了一所翻译学院，吸引了许多欧洲学者与教士来此学习与翻译这些希腊名著，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被译为拉丁文。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32)[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西塞罗对古希腊文明评价很高，其自称自己不过是一个搬运工，(17)但对古希腊人的守法状况很不以为然，我承认希腊人的书面语言和口才上的技巧，但这一民族永远不理解或在意法庭上所作证词的神圣约束效力(18)。人们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效力⑨。国家甚至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是专断的。思想活动与行为有差别，二者的关系也极为复杂。

(19)参见刘庚子等：《两种传统，一个故事——略论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个人主义》，载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在笔者看来，人类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是法学学者可以借鉴的。

(27)参见李宏图：《民族精神的呐喊——论18世纪德意志和法国的文化冲突》，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个人主义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的一类学说，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人性理论，以个体人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国家希望独揽教育权，柏拉图的解释是对于国家所指定的教师，父母不应想送孩子去就去，不想送就不去，因为孩子是属于城市，而不是仅仅属于父母的。雅典法律以宗教的名义禁止男人独身，斯巴达法律不仅惩罚那些独身的人，而且还惩罚晚婚者。而本文所指的宪政，也就是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就是有限政府。雅典人不是计较私利的人，特别是作为个体与城邦的关系上……至少雅典人自视如此，雅典人都能自愿献身于伟大、崇高的目的。具体表现是：其一，以雅典为代表，古代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是一人(公民)一票的民主，其关注权力的来源和正当性，强调权力必须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而这种同意以公民的投票即多数票来决定，强调多数人的意志就是善，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法律。③程汉大：《古希腊罗马为何成为宪政发源地》，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整个德意志都在学习和使用法语，法国生活方式成为优雅和时尚的象征，剃须刀、假发、袜子甚至内衣都是法国货好，作为国家元首的腓特烈大帝也完全醉心于法国文化，其死后编辑的30卷《腓特烈大帝著作集》中用德语讲话和写作的部分仅占两卷，此外的28卷均用法语书写。(14)雅典民主政治也定型于伯里克利时代，主要表现形式是平等参与、直接民主、抽签选举、投票表决、轮番而治以及较短的任期等。

⑩个人相对于城邦而言，是微不足道和不值一提的，城邦就是祖国，是个人自豪的源泉，个人离开了城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②何勤华：《关于西方宪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

前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称为主位研究法，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在于那些记述和分析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是有意义的、恰当的。为了城邦的利益，不需要十分充足的理由，由民众投票就可以将一个人流放——而这种流放按前述在很多人看来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死刑，此种制度即是陶片流放制，目的是除掉可能危及到雅典城邦和民主制度的权威人物

(3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3-204页。希腊哲学中的一些内容也在教会那里保存下来……但这些幸存下来的东西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哲学和西方的神学影响仅占一小部分，影响它们的主要是古代典籍文本的重新发现、重新审查和重新采用。文艺复兴首起于意大利，而启蒙运动首兴于法国。(24)参见前注⑧，[美]列奥·斯特劳斯等主编书，第157页。

⑦列奥·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指出，雅典人认同的是城邦至上而不是个人至上，城邦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就高于个体的自由和利益，雅典人能从城邦的利益出发，并随时准备为城邦献身……伯里克利在学说中鼓动雅典人的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城邦的强大，热爱城邦并努力学习阵亡将士为城邦献身的高尚品德。  一、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雅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6)并因此将西方法律传统的起点设定为11世纪—12世纪，以教皇革命为标志，从而将古希腊罗马排斥在西方法律传统之外。若此，便是大不敬，会给国家及其宗教带来危险，必为国家所严惩，苏格拉底便是因此而被处以死刑的。

(19) 而据古朗士的研究，古希腊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可言。③ 而在笔者看来，上述基本观点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是：其一，将西方法律发展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一直到近现代的历史，视为一段没有断裂的、浑然一体的传统，忽略了1050-1150年之间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之间确存在着根本的断裂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夸大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延续性。

在东方人那里，是要迫使人们害怕它。这种专制主义即是托克维尔所定义的多数人暴政。近现代法治与其区别在于，其强调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是一种天赋权利(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先于国家和任何法律，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任何多数人的意见和同意，都不能剥夺个人的这种权利。并指出，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表述。法学学者特别是中国法学学者，很自然地将西方法律传统、法治和宪政传统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

也因此，古代希腊人将流放视为一种比死刑更为严重的刑罚，因而其对被处死刑者以逃亡他乡而逃避死刑的情形加以放任，这可以部分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宁愿接受死刑而不选择逃亡的原因。绝对的人民主权同样会蜕化成一种专制主义(15)。

在笔者看来，国内学界特别是法学界过于强调古希腊罗马的所谓法治和宪政因子、基因，强调这种基因对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重要性，强调古希腊罗马与西方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亲密关系，并时常将古希腊罗马的这种有与传统中国的元相对照，这种论证本身依据就不够充分，也与其怀抱的中国法治和宪政的理想南辕北辙。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数据，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万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4.5万人。